一只沿海居民餐桌上常见的海蜇，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的方言里，还是人们熟悉的“海蜇”，但到了浙江台州以南和福建地区的方言中，它却有了“（读音为‘炸’）鱼”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毗邻的地区对同一种东西的表述，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

　　跟随复旦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团队在岱山调查时，复旦学生匡一龙从当地的方言发音人和调查团队指导老师陶寰那里了解到，处理海蜇时要先剥掉带有花纹的外皮，根据当地人的发音推断，这种外皮的叫法可能是“花衣”，剥掉皮后的光滑透亮的部分则叫“白”。陶寰解释说，岱山人过去很可能也把海蜇称作“鱼”，一些外来词汇的涌入让它变成了“海蜇”，但食物制作方法中的细节，却保留了方言演变的蛛丝马迹。

　　匡一龙今年读大四，大学期间的寒暑假，他数次跟随团队到浙江、福建等地开展方言调查。这种本科生参与田野调查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陶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因为看到“汉语方言学”课上同学们的科研热情，他向中文系申请，利用暑期带一批学生开展方言调查，让同学们在实践中熟悉语言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田野调查方法。系里批准了项目和经费申请，陶寰带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方言“寻踪”之旅。

　　循着一字一句中的“草蛇灰线”探秘，要深入方言最地道的村镇街巷，找到发音最地道的人。这是一项被戏称为“求爷爷告奶奶”的工作——寒暑期的调研工作，师生团队需要连续工作10天左右，每天调查数个小时，想找到能配合调查的发音人就是难题；方言地道的发音人往往是年长者，对同学们来说大多是真的“爷爷奶奶”，还有人只会讲方言，沟通起来同样不易。

　　但田野调查就要配合“田野”办法，既要严谨的科研规范，又要灵活的应变能力。为了应对有些发音人不熟悉普通话的场景，他们会提前准备好一些物品的图片，请发音人直接“看图说话”；除了对照全国通用的调查字表，一一询问发音人各个字词的发音，师生们还会根据经验和调查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补充。

　　复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盛益民颇为佩服陶寰在多年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调查方法。“单用调查字表，陶老师就可以调查出一系列衍生物品。比如遇到‘伞’字，除了问‘伞’怎么读，他还会问当地有几种伞，再拿出一把伞，问伞的各个部件怎么说，制作过程是怎样的，日常中如何用伞，撑开伞、打着伞等动作都怎么说。看似是一个字，却可以生发出几十种表达，靠一本调查字表，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万多个词条，一部方言词典也就诞生了。”

　　“田野”是一部无字的书，记录着人们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变迁。初入田野，在城市长大的复旦博士研究生陈璟桁经历了不少“打破幻想”的时刻。“我们的调查大多在农村，而我对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几乎一无所知，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他对一次调查中“饱满”一词的含义印象深刻。“内陆闽语里有个词表示饱满，它不仅可以形容谷物饱满，还能表示鸡蛋是否受精。”鸡蛋受精才能孵化成小鸡，这在农村是极为常见的概念，对他来说却十分陌生，“那一刻我才明白，方言里藏着太多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细节。”

　　语言的世界里，一炊一饭、一枝一叶，背后都有深意。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人们会在米汤里点缀淡紫色的木槿花，喝着米汤，师生们一下就理解了当地人将木槿花称为“饭饮花”的原因。

　　2008年时，盛益民还在南开大学读本科，认识陶寰后，他申请跟随陶寰师生团队一起参与田野调查。在赴浙江庆元的调查中，他得知用来舀水的“勺子”在当地话里被称为“桸”，当地发音人还介绍，早在晋代，郭璞在注《方言》时便有相关记录。这种与历史对话的玄妙让盛益民感慨：“你突然通过一个声音，和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建立了连接。我们正在听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晋代人耳中的乡音呢？”在各地的调查中，陶寰和盛益民陆续发现，“桸”字不仅在福建地区、浙江南部应用广泛，在绍兴等浙北地区方言中也都有使用，它作为古江东方言，很好地证明了吴语和闽语的同源关系。他们据此和后续的研究发现，提出了“共同吴闽语”这一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除了发现未知的乐趣，匡一龙还渐渐体会到了方言研究背后的深层价值。“方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藏着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完整的乡土记忆。”他举例说，有的方言里手肘和膝盖是“手盔子”和“脚盔子”（此处“盔”为记音字），他意识到，“盔子”表示的都是肢体关节的节点；有的方言把眉毛叫“眼眉毛”，则体现了人们对人体部位关联的认知。

　　在田野里，学生像禾苗一样飞速成长。陈璟桁已经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在村里做会计工作的发音人往往容易沟通，他们逻辑清晰、理解能力强，还会普通话，交流起来很方便。”更让他佩服的是，这些会计能举一反三，“你问田地怎么说，他会主动告诉你秧田、山垄田等的说法；问犁地的犁，他会把犁的各个部件的名称一一说明。”

　　高三毕业后的暑假，匡一龙第一次参加方言调查，后来的两三年里，很快具备了独立调查的能力。在盛益民看来，他的学术能力已经不亚于很多硕博士，这与参与方言调查有很大的关系。不久前，匡一龙作为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上唯一入选的本科生，介绍了自己的新近研究。今年，他还顺利直博。

　　20多年中，许多参与过方言调查的同学已经或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盛益民、副教授史濛辉都曾是调查团队中的学生，如今，他们转变角色，成为带队指导老师。回溯到方言调查起步的2004年，陶寰细数，那一年参与调研的学生中，有一位现在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副教授，在日本的中国语学界颇具影响力；还有几位同学，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任教。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复旦方言调查的本科生、研究生已超过350人，其中读博人数近50人。他们中，至少有8人在海外高校任教，32人在国内高校任教，有十多人在海内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还培养出5名国家级人才。这一本科生拔尖人才培养机制，也已影响到海内外多所高校。

　　最纯朴的田野，也是催生重大社会科学成果的沃土。依托历年的方言调查成果，团队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青年项目2项，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累计形成田野调查报告40余份，数十篇论文发表于《中国语文》《方言》及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海内外权威期刊。团队主导的“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丛书”（中西书局）已经出版著作10余部。

　　20世纪20年代，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开创了我国用现代方法记录方言的先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仍坚持深入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开展，陶寰的导师、我国语言学家许宝华，语言学家汤珍珠等，都是当年普查工作的亲历者；20世纪80年代，汤珍珠、游汝杰等复旦教授曾多次带学生开展田野调查，尽管当时由于环境与条件限制，学生田野调查断续开展，但这一传统在21世纪的学生身上得到了延续。

　　如今，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方言学者和学子，像复旦师生方言调查团队一样，打捞着留存在方言中的珍贵记忆，从语言的吉光片羽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源流。无论在历史的哪个节点，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语言总在交融、流变。“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样态发生着巨变，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交通极大改善，城市化进程加快，方言不可避免地加速萎缩。”

　　陶寰曾和母亲一起参观过一家民俗博物馆，对博物馆里的各种老物件，母亲可以一一叫出名字，陶寰却只认得其中的一部分，“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一样也叫不上来”。陶寰并不为这样的现实伤春悲秋，科技高速发展，老物件被时代淘汰是历史的必然，方言也是如此。“但它们是文化延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做的，是从现在仍能找到的方言中回溯历史，并忠实地把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记录下来。当我们回溯唐代、宋代的历史，总会为留存下来的文物、史料有限而感到遗憾。希望几百年、几千年后的人们回望我们的时代时，能够少一些这样的遗憾。”

　　陶寰仍然记得，导师许宝华带他到发音人家中做调查，留给他一台在当时极为珍贵的小录音机，用来记录发音人的声音。等到他毕业工作，发了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巴掌大的随身听。如今的田野调查，已经有了电脑、声卡、耳麦等新工具加持。在盛益民记忆里，他早期参与调查时去的县城很多还不通火车，现在大多数县城都能乘坐火车到达，但方言调查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僻静的山村。

　　“现代化的工具、交通给调查带来了便捷，却也在鞭策着我们，必须要加快脚步了。”原本一年一度的师生团队方言调查，现在已经变成了寒暑假各一次，他们要和方言流失拼速度。所幸，这支队伍日益壮大，又一批年轻人，已经走在方言“寻踪”的路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罗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