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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致远·强国新治 | 细“蜀”“浙”十年,“深”“港”向未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党和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措施,如今我国的治理格局复杂多元,需要利用不同技术手段与理论观点进行治理革新。
  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致远·强国新治”社会实践支队分别前往祖国四个代表城市——义乌、深圳、成都、香港,通过深入基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从多角度、多方向探寻新时代的强国治理革新之路,近距离侧写了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在十年间的机制创新、载体创新、手段创新和理念创新,体悟创新治理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的巨大推力。
  廉政治理“浙”十年
  廉洁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清华公管学子陈泽凯带领的支队探访浙江金华义乌市纪委,通过工作实践、调研访谈、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品过“真理的味道”、吃“改革饭长大”的小城镇在过去十年不仅成长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更在深化变革重塑、建设清廉高地的新征程中争当排头兵、勇当弄潮儿,形成了一批具有浓厚时代味、义乌味、纪检味的廉政成果。
  近年来义乌市纪委探索建立了初信初访“71530 ”督办机制,即对初信初访件7天内未办结的下发督办函,超过15天的由联系纪检监察室提级办理,超过30天的由委班子成员包案督办,确保群众的信访投诉“桩桩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同时,义乌市制定了“十八个不准”的行为限制清单并配套利益回避制度,为合法经营理财与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利益冲突划清了界线。此外,基于“廉洁岛”理念,大力推动“8+1”清廉单元建设,拓展清廉班列、清廉市场、清廉商户特色载体,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与廉洁治理现代化程度。支队成员也参与到义乌市清廉单元建设牵头单位的专题讨论中,将理论知识与实地实情相结合,不断完善清廉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形成清廉建设理论实践良性互促。

 

图为支队成员与义乌市清廉单元建设牵头单位负责人进行专题讨论

  社区“深”治新十年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清华公管学子江佳鍚带领的支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窗口——深圳市,开展城市社区治理调研,回溯了深圳在四十多年内实现的从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飞跃,梳理其背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创新治理能力。
  支队成员首先来到深圳市城市规划馆,在全面回顾深圳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十年来深圳城市空间规划布局和创新发展模式。之后,为探究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前景,成员深入社区基层,依次前往了南山西丽街道、福田香蜜湖街道和宝安西乡街道开展调研访谈。调研发现,深圳市大部分社区在依托城市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基础上完成了设施智能化升级,小到智慧门禁,大到“街道大脑”AI平台,互联网时代下的社区治理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调研在参观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中走向尾声。支队成员在实践中感受到了这座创新之城背后的无限张力与未来,“发展的‘意义’是什么?深圳从城市社区创新治理中给出了看得见的答案,但蕴含于其中的还有看不见的答案,那就是人民的幸福和城市的活力,综合起来就成为了深圳勇立潮头的自信!”

 

图为支队成员参观深圳城市规划展

  数治“蓉”合历十年
  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清华公管学子鲜逸峰带领的支队将目光集中于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实践探访得知,成都市网络理政涉及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一方面需要通过平台来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与回应治理痼疾,另一方面平台还需解决场景复杂、服务低效和沟通不畅等治理难题。
  在深入思考成都市十年来数字城府建设与智慧化进程的现状、成果与挑战后,实践支队认为,应细化诉求结构分类,条块联合多级回应。网络理政平台需要进一步细化市民诉求并结构性的归类,再获取相应的时空特征,从而提升平台治理效能。此外,应完善搭建考核体系,推动治理能力提升。针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考核模式应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维度测量,以此重塑科层内部条块关系。最后,应持续优化数字建设,推行理政“一键回应”,实现从理念驱动、危机应对到问题导向的治理理念变化,加快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社会诉求“一键回应”,从而实现持续赋能城市科学治理。

 

图为带队老师与支队成员调研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

  “香”村振兴践十年
  乡村振兴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固本之策。
  清华公管学子邢文威带领的支队探访了香港乡村振兴典范——拥有三百多年客家历史的荔枝窝,通过实地调研及多方访谈,研究了成熟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机制,以期对中国内地及世界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和启示。
  在实践调研的过程中,实践支队充分运用乡村振兴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打开了荔枝窝复兴的黑箱。荔枝窝以供给领导力,启动初始发展;以协同治理,促进共同行动;以部门协同,优化政策法规;以要素整合,实现乡村振兴。荔枝窝的衰落与重振,与香港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更无法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作为深受城市化影响的乡村,荔枝窝的衰落原因和过程具有典型性,内地的许多偏远乡村也面临类似问题,比如乡村空心化和发展不可持续。而其重振经验也尤为宝贵,这是一种立足于乡村功能定位,由社会组织主导、企业资本支持开展乡村振兴的模式。在政府参与后,又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包括政府为社会组织的创新实践提供政策空间和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助推政府打破制度藩篱等。

 

图为支队成员与荔枝窝项目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左二为香港乡郊基金会主席林超英先生)

  实践支队结合专业背景与研究方向形成了四篇研究成果报告,为实践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实践支队以青年智慧为强国新治做出独特贡献,更以青年热情迎接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来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致远·强国新治”暑期实践支队)

责任编辑: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