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山的孩子，十八岁之前我一直活在大山怀抱里。
少年叛逆，那时总幻想自己拥有叮当猫的竹蜻蜓，能在某一个黄昏边上，飞出这漫无天际的大山。长大如愿，十八岁的夏天，我拿着一纸十二年等来的通知书，顺理成章地出山。本以为是场与梦中情景的心心相印，但当满箱的行李到站，心却空了一半。故乡成他乡，在异乡学习的每一天，我总不自然地学着，做着，活着，却也自然而然地想念着。
于是三百六十五个大山的模样，我只是见过几个。
暑假，有幸和同学组队参与“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我得知实践地点定于“恩施”，我几乎激动得想跳。“恩施！就是我引以为傲的恩施！那里有连绵的山，有清澈的水，有奇特的溶洞，有独特的土苗风情，还有古老的巴蜀文明。”又一次像宣传大使般像团队成员推介恩施。我以一个“东道主”的身份参与团队线路规划、项目策划和前期宣传，我为即将“搜肠刮肚”般了解大山而兴奋、激动，就像一种多年暗恋的感情终于兑现成了明目张胆的偏爱。
对我来说，这次社会实践既是“回恩施”，也是“去恩施”。两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9个民族的聚居地，8个县市，在过去的十八年，我只偶尔有幸踏足几处。对于其中的乡村发展现状、语言使用现状和人民生活状况等，我甚至不屑耳闻。因此这一次的出行，我背负着使命上路，仿佛是寻找了一种弥补大山的自我惩罚。
我们去恩施州内龙头茶业公司、A级景区、机关单位访谈，去博物馆、工作室、村委会参观，去田间地头体验，去百姓广场宣传。太阳和我们比谁的热情更高，幸好我们只顾流汗——白色的队服也分不清渗出的盐渍。我们走山林的石板路，走工地的沙子路，走裂开的田埂，当然也走平坦的大路。我们坐过车温43度的公交车，车上有七十岁的奶奶挑着两担肥料，有抱着辣条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有捻着皱巴巴的车费钱的大妈，有掐在后门缝隙里不肯下车的包谷叶。我们和一群在巷子里歇凉的老人聊，可惜我没有超能力，听不懂失聪的老人七嘴八舌。我们教小孩子说普通话，浓厚的乡音混合而成的憋足普通话让我忍俊不禁。我们访谈企业负责人和村委会干部，听他们关于企业发展到村务管理的侃侃而谈。我们白天四处奔走，傍晚，正好借着山上的粉雾海做一次交流总结。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和宣恩县伍台茶业公司负责人的谈话。谈话中负责人表现出对于恩施乡村振兴深重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我们想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优秀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但很多大学生都不愿意进山，我们也留不住他们。”说罢竟有些许惋惜中暗含期待的沉默，而我，开始内省。“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组织大学生下乡实践？”“我们能通过实践做出什么？”曾经在心中做过几万次的未来规划，生活的蓝图依旧是一张白纸。在和朋友聊过的人生理想，“回来”的意愿总是一半一半。这次实践，搁置在心底的计划又逐渐拿起。
我以为的大山，我的家乡，是我幸福的伊甸园。实际的家乡，默默忍受着许多现实的苦难——留守儿童教育、孤寡老人赡养、乡镇企业振兴、全民素养提高。当我看到关闭滤镜后更加真实的大山——这个我不曾了解的大山深处，我意识到我所谓的责任。大山需要的不是我们偶尔一次的探望，而是不离不弃的扎根，这种耗费时间的沉淀，叫做报恩。
离别是为了下次更好的遇见。短暂几天的亲近，我感受到大山深沉的气息，包容万象，烟火海海。这些天深处大山的怀抱，我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沉溺，那种厚实的安全感，是我离开的底气。于是，我走的那天也比任何一次都更加坚定。我要离开这里，去一马平川的旷野磨练，去高楼林立的城市锻炼，去闯荡，去成长，去用时间祛魅存朴。
最后，以足以助它强大的姿态，朝它走去（通讯员 廖雨涵）。
图为大山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展望大山未来。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蒋玉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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